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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8金宝搏张鹤云与玉函山石窟造像(图)

发表时间:2019-02-04 15:14

  张鹤云的名字是和鱼连在一起的。我多次观看山东省、济南市的美术展览,看到的总有张鹤云的写意鲤鱼。他笔下的游鱼活泼自由,被外国友人称誉像“毕加索的鸽子,是世界性的语言”。其实,张鹤云的创作领域十分宽广,有彩有墨,有工有写,山水花鸟,无所不通。这样一个出色的画家,“没有想到会在山东串了一辈子教室”,自25岁来到山东执教美术和中国美术史,先是青岛的山东大学,后是济南的山东师范学院和山东艺术专科学校,三尺讲台一站就是半个多世纪,画名几为美术教育家之名所掩。上世纪50年代,他和青年教师荆三林曾背上铺盖卷,带上干粮,徒步翻山越岭,寻觅一处处佛教文化遗存。济南南郊黄石崖、千佛山、龙洞山、东佛峪、佛慧山开元寺、188金宝搏琨瑞山千佛崖、灵鹫山齐城峪和玉函山西佛峪都留下他们的足迹……

  张鹤云(1923~2008),河北丰润人,1945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(中央美术学院前身),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,188金宝搏出狱后避祸青岛山东大学,1952年来到济南,执教鞭于山东师范学院。1953年,他回到北京,进修于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。王逊和张安治的中国美术史、西洋美术史,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,汪菊渊的中国造园史等,都使他受益匪浅,尤其常任侠、沈从文有关印度石窟和文物知识的讲座,给张鹤云打开一扇新的窗口。结束两年的进修学习,刚刚回到济南,他就遇到一个去大同云冈石窟考察的机会。

  1954年春,他随同张安治、李瑞年(二人同为北师大、中央美院教授)、卫天霖、张秋海(二人同为北师大、中央工艺美院教授)、章文澄(北师大、北京艺术学院教师)等师长奔赴山西。云冈石窟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,有佛教造像五万一千余尊,形象记录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,是石窟艺术“中国化”的开始。云冈石窟令张鹤云眼界大开,同时,他向诸位师长学到不少历史和佛教艺术知识。回济之后,他专心攻读了大量中外关于石窟艺术的著作,为下一步进行山东石窟造像和古塑考察研究做好准备。在中国美术史中,石窟、摩崖造像和寺院佛像占有很重的分量,在张鹤云来说,考察齐鲁之邦的佛教文化遗存,是兴趣更是其使命所在。

  是年秋天,张鹤云和同院青年教师荆三林开始了艰辛的考察之旅。他们背上铺盖卷,带上干粮,徒步翻山越岭,寻觅一处处佛教文化遗存。沐风栉雨,露宿荒野,一天三顿都是馒头就咸菜,像苦行僧一样,抄写碑文,描摹佛像,沉迷于这些古代艺术珍品的考察著录。济南南郊黄石崖、千佛山、龙洞山、东佛峪、佛慧山开元寺、琨瑞山千佛崖、灵鹫山齐城峪和玉函山西佛峪都留下他们的足迹,这些地方散布着许多艺术精美极具历史价值的石窟及摩崖造像,最早为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(523),最晚为明天启二年(1622),前后绵延一千余年。张鹤云和荆三林重点就魏、隋、唐三个朝代的文化遗存,逐个考察研究。北魏及东魏时代的造像主要在历山黄石崖、龙洞和东佛峪三处;隋代造像除东魏已开辟的东佛峪和龙洞以外,另有千佛山、佛慧山开元寺、玉函山西佛峪等处;唐代造像主要在琨瑞山千佛崖、灵鹫山齐城峪及东佛峪等处。尤其隋代,济南经济好转,佛教信仰普遍,造像之风大盛,营造地点也由市区附近逐渐向远处发展。千佛山的造像起于隋开皇元年(581),三年后继而开辟的地区便是二十里外的玉函山西佛峪。玉函山又名函山、卧佛山、兴隆山,海拔523米,是济南近郊最高的山峰。其势呈东西走向,北有五峰,自西而东为鼓楼峰、透明峰、帅旗峰、行龙峰、鹅头峰。因造像得名的西佛峪,在透明峰的阴崖间。西佛峪的摩崖造像上下分五层,共有89尊。第一层有11尊佛像,第二、三层有33尊,第四层多达32尊,第五层为13尊。所占面积长13米多,高近7米,有佛有菩萨,有站有坐,还有5座大型石龛。造像最高者达1.3米,最低者约25厘米。在雕刻技法上,线条疏洁,衣纹简直,多采用直平线阶梯式刻法。令他们高兴的是,这里的“隋代造像保存得相当完整,毁坏的比较少”(张鹤云《济南石窟及摩崖造像》)。张鹤云不光拍摄照片,还以素描形式画下石窟及摩崖造像的风貌,附以详细的文字介绍,包括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历史背景,古迹名称及来历,营造时间及佛像的数量、高度等。张鹤云发现,这些隋代造像“造型华丽,衣纹遒劲,比例适度”,与“比例姿态修长,面部轮廓瘦削,颈部直挺,口角微笑”的魏代造像风格和“造型体积充沛丰满,雍容庄严而大方”的唐代造像风格,具较明显区别。并且,从造像者的身份上说,北魏在济南附近的造像是地方长官联合僧尼营造,隋唐以后一般信徒及僧尼营造的加多。张鹤云认为:“尤其玉函山造像更有佛与菩萨杂坐者,其原因,玉函山造像者多是一般信徒,经济条件较差。”张鹤云和荆三林对于这处人迹罕至的文化遗存惊喜不已,此前他们未见有任何文字记载,因而认为这次考察具有发现意义。其实,在他们之前,早已有捷足先登者。

  1925年秋,日本学者常盘大定、关野贞来到山东,也来到济南玉函山西佛峪,踏查史迹,还拍下大量照片。常盘大定、关野贞在《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》中记述,他们是10月22日来到玉函山的,当时还有一位叫藤本的摄影师,从中午12时开始拍照、拓字。接待他们的是庙里的道士。当初的佛峪寺已变身碧霞殿。而有佛峪之前,玉函山是一座道教之山,山名得自青鸟衔玉函的传说。此传说与汉武帝和道教女神西王母有关,至今山顶泉井仍称王母池。清代于慎行《玉函山眺望》有“青鸟不归丹鹫远,仙踪佛地两徘徊”之句,可见这里佛道轮庄,从其卧佛山的别称也看得出来。两位日本学者足迹遍及华北以及南方几省,数百幅精美照片、拓片汇成《中国文化史迹》等书。尽管如此,张鹤云和荆三林的工作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,他们是首批考察此地的中国学者,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批。

  就在张鹤云、荆三林考察西佛峪十几年之后,“文革”浩劫到来,们浩荡开进山谷,无情地挥动大锤,将89尊精美造像的头部全部砸毁,就连在六七米高处的释迦三尊像,亦不能幸免。这与张鹤云当年在黄石崖看到的情形相似。黄石崖的造像大都没有头颅,那是毁于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。张鹤云没有想到,玉函山的造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躲过一次次劫难,一直安然无恙,却碎裂于20世纪60年代,且毁坏得更为彻底。